从茶号到合作社,再到中茶公司,这款茶叶的财富故事一直在不停书写

发布时间:2019-09-26 14:48  作者:茶语网  来源:茶语网

城镇化的大潮已经涌动到了祁门县城以及它周边的乡镇,曾经存在于祁门每个村的茶号几乎都已荡然无存,即便还能依稀看到几丝它们出现过的痕迹,但你除了蹲在那些断壁残垣之下,遥想这里当年每个茶季的喧嚣和繁忙之外,便再难与那些岁月握手了。


门牌号


往昔已无从凭吊,也许再过几年,连一丝遗迹都难寻到了。而现在我们只能从一张张泛黄的图片上,来还原这些出现在几十甚至近百年前的场景了。


湮灭的茶号和还原的场景


这也许是七十多年前一个旧历三月的下午,清明才过去不久,气温已经不再如初春那般微凉,但还有些小风在薄薄地吹着,阳光透过旁边的树荫斜斜地射在茶号门口,印在那个正在走进茶号准备交茶的茶农背上,把衣服上的补丁照得格外明显。


小巷


茶农走进茶号门口的时候似乎被冷风吹到一般,蜷缩了一下身子,然后堆出满脸谄媚的笑,朝茶号的掌秤师傅走了过去。掌秤师傅用审视的眼光俯视着茶农和他的茶,坐在高高的凳子上仿佛一个王者,而手中那杆巨大的秤则是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武器。


掌秤师傅的背后是茶号的柜台,干瘪瘦削的账房坐在木制柜台后面,面无表情地看着面前的账簿,左手按在算盘上,无意识地摩挲着算盘的横梁。


木椅


茶农将毛茶交到掌秤手上,掌秤随意称重量之后报出数据,账房手中的算盘声响起,茶农开始与掌秤争论斤两,掌秤开始呵斥茶农,账房开始用毛笔在帐页上写下数字,喧嚣与争吵弥散在整个茶号中,并随着茶香漫延开去……


无法回避的茶号


祁门茶号是祁门红茶的历史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。


其实茶号并不独祁门专有,在十九世纪末一直到解放前的整个徽州地区,它都是茶业经营的主要方式之一。


废弃的老祁门茶厂

(如今废弃的老祁门茶厂)


在祁门红茶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中,茶号是连接茶农与外销大茶栈之间的中间环节,它对内向茶农收购半成品毛茶或者直接收购生叶,然后进行深加工制成祁门红茶,最后将成品茶转交茶栈对洋行进行销售,并由他们销往海外。从这个意义上,有人将祁门红茶的茶号称为“精制厂”。


就像现在要评价一个shopping mall是否兴旺的主要标准是入驻品牌的数量多寡一般,祁红茶号的多少也直接体现了当时祁红的兴衰。


街景


根据记载,祁红刚刚成名的1905年,祁门拥有茶号过百家,到民国初年,已近两百家;1925年前后,因茶价低迷,又降至一百多家;1933年,由于祁红价格上扬,盈利增加,全县茶号增至近三百家;到了1940年,这个数字则变为369家。后因战争影响,到解放前夕,祁门茶号已只剩几十家。


茶号的团队


茶号一般都建在干燥而空间开阔的地点,窗户小而多,这便于通风又防止茶香走失,有些新开茶号或者小茶号则租借当地祠堂进行经营。


从广义上来说,祁门的茶号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两项:收购毛茶,将毛茶精制为祁门红茶,至于销售,则大都通过茶栈进行。


茶号


毛茶的收购是一个要持续X月的行为,一般来说分为两种方式,要么是山客从茶农手里收购零星散茶之后转卖给茶号,要么就是通过茶号自己在产区设点进行定点收购,“像这样的茶号,主号叫门庄,收购点叫子庄。”两者之间的距离一般从三四里到数十里不等。


每年清明前后、茶季到来之时,从安徽安庆、六安以及江西河口、湖北英山一带的茶工便来到祁门,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当中,他们为茶农采摘生叶,每摘三十斤,获得一元钱。采到的生叶由粗制工争分夺秒地做成湿坯毛茶,在下午四点前送到茶号的收购点,以便于卖个好价钱。


湿坯毛茶


茶号视收到的毛茶情况进行再加工,发酵不够的继续发酵,发酵足够的就开始进行烘干,进入精制过程。


茶号精制祁门红茶的人手以外地男工为主,主要来自于江西河口和安徽婺源,由包工头为茶号代雇,而茶号则按照每人每茶季十几到二十五元向包工头支付工资,这些钱只有一部分能到达精制工手里,但茶号不会介入到精制工团队的工资分配,他们面对的只是包工头。各茶号的茶工人数根据产量而定,一般来说,一个茶季制祁门红茶200——250箱,需茶工二十人左右。


茶厂工人,制茶机器


这些工人负责的只是生产的执行部分,事实上,茶号内有一个完整的技术管理团队和经营管理团队,计有掌号、账房、掌烘、看样、掌堂秤、管厂、箱司、铅司、拣司、水客、厨司等,如果有子庄的茶号,还要再设司账和看茶各一人,正是这些晦涩难懂的职务构成了祁门茶号。


血腥的祁红利益链条


祁红茶号的老板以当地的乡绅和薄有资产者为主,他们大都通过募集资金合股的形式进行经营,当然,独资开办茶号的经营者也有,但比例从来都没有超过过茶号总量的两成。


不过,即便是合资经营者,最大的资金来源也不是自有——茶号的主要资金来自于茶栈的放贷。


徽派建筑


通常每年的一二月份,茶栈便开始派人来到祁门,办理贷款手续。要办理贷款的茶号首先要找一位茶栈信得过的当地乡绅作为担保,担保人谈好金额,茶号填写好贷款三联单,茶栈即可放款。信用好的茶号,茶栈可给其全部放贷金额的汇票,倘若是新开的茶号,则只能领取贷款金额的一部分,剩余部分需待茶栈派人检查了茶号收购的毛茶,满意之后再做发放——全额利息却需要从首次领款时算起。


茶栈不是义工,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润。向茶栈贷款的茶号,需要将今年收购并精制的祁红交给该茶栈,并由茶栈卖给洋行。


干茶,红茶


洋行都是资本家,“资本来到世间,从头到脚,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”,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,洋行会全力压低祁门红茶的收购价格。最后茶栈所得收入扣掉贷款本金及高额利息之后,返还到茶号手里时,已经所剩无几甚至产生了亏损。


于是,茶号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,在收购毛茶的时候,只有疯狂地压榨茶农,在文学作品中曾经出现过的所有手段,几乎都能在祁门红茶毛茶的收购过程中看得到。


干茶,红茶


除了压价之外,最普遍的手段是扣秤,“茶号收购水毛茶用大秤,普通22两折合16两,侵占38%,折合13.8两之新制秤,则侵占62%。”更不要说每斤毛茶收取“秤钱”三至六枚铜圆等行为了。


但即便是这样,茶号承担的风险也是巨大的,他们即无收购毛茶的定价权,也没有出售祁门红茶的定价权,无论祁门红茶在国际市场上是否畅销,都与茶农和茶号无关。


所以,能赚到钱的茶号只是少数,保本甚至亏损才是主流——这造成了茶号的稳定性不足,很多茶号在经营了一年之后就倒闭了。


财富的故事所有人都听说过,却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遇见。


应运而生的茶叶合作社


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,印度、锡兰茶大规模增产进入国际市场,因为采取了机械制茶等先进方式,生产成本拉得很低,这造成国际市场上的红茶价格下滑。


与之对应的祁门红茶,因为流通环节复杂而琐碎,一包祁门红茶从茶农手里到达外国消费者杯子里,需要历经茶农——茶贩——产区茶行——茶客——茶号——茶栈——买办——购茶洋行——外国进口商——外国卖茶行——消费者等多个环节,层层盘剥之下,毛茶在市场上无利可图,茶农也就任由茶树荒芜,丝毫不重视对茶树的投入,茶叶种植面积缩小,加上祁门红茶当时采用全手工作业,效率低下,生产成本却居高不下。


徽派建筑


多种原因的作用下,在20世纪30年代初,祁门红茶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数量一再下滑,祁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


1932年,吴觉农从上海赴祁门任安徽省立茶叶改良场场长,这个时候,正是祁红最艰难的时刻:茶山荒芜,茶树管理不当,茶农生计无以为继。1933年,吴觉农开始推动合作社的成立,祁门平里茶叶合作社应运而生,启动资金由改良场员工用四个月工资及吴觉农私人资金垫付。


中国第一个茶叶合作社就此起步。


老初制所

(老初制所)


合作社成立的目的是为了组织祁门红茶自产自销,减少中间环节的盘剥,并集中技术力量对茶树的种植和祁门红茶的精制进行改良。出发点是好的,但对于目不识丁的茶农来说,他们并不能理解到这些,所以,在合作社成立初期,茶农加入的积极性并不高。


此时,改良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,他们将所有向改良场出售毛茶的茶农都视为合作社的成员,登记注册并发放合作凭据,而茶农在收取了卖茶的钱之后,更可以参予分配合作社贩茶所取得的利润。


旧时红茶发酵箱

(旧时红茶发酵箱)


改良场还向茶农申明,他们只享有分配利润的权利,并没有承担亏损的义务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改良场的气魄,他们为茶农承担了一切可能出现的风险。


平里合作社在成立当年即产生利润,“1933年四月二十七日收毛茶到五月三日止,精制头批30箱,由祁门运沪,直接售予洋行,每担售价170元……共计售洋3825元,除制茶运输及装潢各项开支外,还获得盈余238.75元。”


茶鲜叶


就在当年祁门其他茶号大面积地亏损的背景下,平里合作社盈利10%左右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合作社逐渐被茶农接受,大家纷纷要求加入合作社。其他乡镇的合作社也开始成立。


值得再多说一点的是,合作社这一茶叶经营形式从祁门开始,逐渐地被其他茶区所采用,1939年,仅江西与湖南就各有合作社59和66个,1940年则增长到100个和96个之多。


祁红悲剧启示录


所谓悲剧,就是把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——合作社是毁于短视、功利,以及组织不健全。


合作社的盈利模式来自于低买高卖,即以比茶号低的价格向茶农收购毛茶,以比茶号高的价格向洋行售卖祁门红茶,参与了合作社的茶农除了靠售卖毛茶获得收益之外,还参与利润分配。


茶鲜叶


但因为没有统一的茶叶收购管理措施,兼之毛茶的收购价又低于茶号,短视的茶农便偷偷地将质量好的毛茶卖给茶号,以获得更好的收益。在这样的情况变得普遍起来之后,合作社收到的毛茶质量可想而知。


而洋行之所以愿意以高价收购合作社的祁门红茶,也正是因为他们肯定了合作社茶叶的质量,但在源头上都无法保证质量的时候,加上没有统一的制茶要求,合作社的亏损已经成为定局。


茶鲜叶


合作社从出现到衰落,仅仅只用了两年时间,直到1940年,更是完全蜕化为唯利是图的茶商,经营性质与模式已与之前的茶号没有丝毫区别。


就在合作社进入衰落的时期,安徽和江西两地政府在1936年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,由政府对祁门红茶茶号进行登记,并由银行对茶号发放贷款,将精制好的祁门红茶进行统一运输销售。这意味着,政府垄断了整个祁门红茶的运输销售权。


干茶,红茶


严格意义上来说,运销委员的出现对于祁门红茶是有积极意义的:他们发放给茶号的贷款利息为8厘,而之前茶栈的贷款利息为1分5厘之高;统一运销使得运输费用降低,祁门红茶的利润有了相当的增长。因此,在运销委员会垄断祁门红茶的初期,大大促进了茶业的发展。


1937年,在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的基础上,更成立了中国茶叶公司,准备消除中间环节对祁门红茶的盘剥,实现贸易自主,拟直接向国际市场进行祁门红茶的销售。


徽派建筑


所有的期待都是好的,但最后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——无论是运销委员会和中茶公司都失败了,过于复杂及门槛过高的贷款手续、几乎与茶栈没有区别的与洋行的勾结、被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的权力和利益,都是运销委员会和中茶公司脖子上的绞索。


1942年底,中茶公司撤销。


编者按:本文节选自由茶语网与祥源茶业吴锡端先生合著的《祁门红茶》一书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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